脑右半球的催眠状态

          John F. Kihlst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artha L. Glisky
          Bellevue, Washington
          Susan McGovern
          Tucson, Arizona
          Steven Z. Rapcsak
          University of Arizona College of Medicine
          Mark S. Mennemeier
          University of Arkansas for Medical Sciences

          提示: 该文章的编辑版发表于Cortex, 49, 393-399 (2013).

          摘要

          关于催眠的神经基质的猜测常常涉及到脑右半球。如果是这样，脑右半球损伤对催眠反应的损害应该大于脑左半球损伤。本研究检查了一个由于中风使其大部分左半球被损害的病人在两种轻微调整的可催眠尺度上的表现。这个病人是可以被催眠的，正如在年龄退化和健忘症两个项目上所指出的，催眠可以由右半球单独调节——前提是通常在左半球存在的语言能力仍然可用。对16例左右半球单侧卒中患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两组患者的催眠能力没有实质性差异。未来关于催眠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可能会探索背侧/腹侧或前/后二分法，特别强调前额叶皮层的作用。

          右脑半球的催眠状态

          在所有关于催眠的神经基质和催眠能力的猜测中，也许最流行的是那些牵涉到脑右半球的猜测(可参考 Barabasz & Barabasz, 2008; Kihlstrom, 2011b)。以创造性的、直觉的、非分析性的和整体的处理来识别的催眠状态，通常用来描述右脑的功能(e.g., Hellige, 1993; Efron, 1990)，与左脑相关的逻辑、顺序和分析处理相反，Bakan (1969) 提出催眠是由右脑介导的。当然，如果仅仅因为理解催眠暗示需要通常与左半球相关的语言技能，那么对右半球假说的有力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Jasiukaitis, Nouriani, Hugdahl & Spiegel, 1997)。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非支配性的，典型的右脑半球在某种程度上专门用于催眠，这一观点对研究人员和理论家都极具吸引力(参见H.J. Crawford & Gruzelier, 1992)。

          右半球参与催眠的证据主要来自于使用行为或心理生理学范式的研究(全面回顾见Kihlstrom, 2011b)。例如，Bakan自己报告说，与不受影响的被试者相比，被催眠的被试者显示出更多的左眼反射运动，表面上表明右半球更活跃(Bakan, 1969)，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发现催眠削弱了右耳（即左脑）的优势，这种优势经常出现在二分法听力任务中(Frumkin, Ripley, & Cox, 1978; Spellacy & Wilkinson, 1987)。催眠能力与向左的自动运动有关(Graham & Pernicano, 1979)。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坐在房间的右边(则催眠师处在他们的左半视野，投射到右半球)比那些坐在左边的受试者更容易被催眠(Sackeim、Paulhus & Weiman, 1979)，而另一项研究显示右撇子受试对象在给定的机动暗示下，左侧的身体更具响应性——即，右半球控制的一侧(Sackeim, 1982)。

          催眠能力与“格式塔封闭”任务的表现相关，似乎利用了右脑的整体信息处理能力(Crawford, 1981)；而催眠的诱导，尤其对于可催眠的受试者，可以提高表面上利用了“右半球”功能的行为任务的表现 (Bakan, 1970;克劳福德,1986)。另一方面，许多这样的观察又被证明是难以证实和扩展的 (e.g., Bakan, 1970; Cranney & McConky, 1980; Gur & Gur, 1974; Monteiro & Zimbardo, 1987; Otto-Salaj, Nadon, Hoyt, Register, & Kihlstrom, 1992; Stam, Spanos, Radtke, & Jones, 1981; Wallace & Persanyi, 1989)。

          类似的命运降临在与催眠状态、催眠能力和偏侧性相关的心理生理学和脑成

          像研究上。一些研究人员报告说，通过脑电图测量，发现催眠产生了一个从左脑到右脑的活化转移 (Edmonston & Moskovitz, 1990; MacLeod-Morgan & Lack, 1982)，而Gruzelier和他的同事则发现了EDR活性的横向不对称从而表明左脑半球受到抑制(Gruzelier, Brow, Perry, Rhonder, & Thomas, 1984；Gruzelier & Brow, 1985)。与此同时，早前(Morgan, Macdonald， & Hilgard, 1974；Morgan, Macdonald & Macdonald, 1971)和后来的(Graffin, Ray， & Lundy, 1995)研究却未能产生一致的结果。Crawford和她的同事进行的一项开创性的PET研究发现，催眠状态下的受试者在催眠诱导后右半球局部脑血流显著增加(Crawford, Gur, Skolnick, Gur， & Benson, 1993)。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更广泛的激活模式涉及大脑左右两个半球(Maquet et al., 1999; Rainville, Hofbauer, Paus, Bushnell, & Price, 1999)。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值得注意的是，据我们所知，还没有研究者通过对侧脑损伤患者的测试来证实右半球假说。一些研究者对被催眠或可催眠的受试者进行了神经心理测试，包括侧化功能的评估(Gruzelier & Warren, 1993; Query, Carlson, & Dreyer, 1983)，但是这些受试者的神经系统是完好的。Laidlaw(1993)评估了一组患有闭合性头部损伤的神经系统患者的可催眠性，但没有明确考虑偏侧性。与此相关，Persinger和他的同事(Healey, Persinger, & Koren, 1996; Tiller & Persinger, 1994)发现，短暂地在右颞叶施加弱脉冲磁场，诱导类似复杂的部分癫痫样-如痉挛发作的活动，可以提高神经完好受试者的可催眠性。本研究试图通过研究二次卒中后明显偏侧性脑损伤患者的催眠易受性，为催眠相关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做出贡献。

          案例研究：患者 GK

          在测试时(1994年)，GK是一名63岁的右利手男性，他在1977年遭受了左半球中风，导致了全身性失语、失读和失写，以及密集的右同侧偏盲、右侧偏瘫和右半身感觉丧失。核磁共振扫描显示包括供应左半球的全部三大脑动脉分布在内的大面积梗死。病变几乎完全破坏了左半球全部四个脑叶的皮质及皮下白质。右半球则表现正常。

          出院后，GK的语言能力和手势能力不断提高，在康复两年左右达到稳定状态。测试时，距他中风已经过去15年多，他的语言和语言能力符合布洛卡(表达性)失语症的表现。他的即兴表达很费力，不流利，有点语无伦次；他的言语输出缺乏语法但有含义，省略了虚词，简化了句子结构。他的听觉理解能力非常适合交谈，只有在处理复杂的句子时才会被打断。GK走路时戴着腿部支架，其他的身体缺陷仅是右半身感觉的丧失和右侧偏瘫限制了他右臂的活动。尽管有这些障碍，他仍然可以独自生活，处理日常事务没有任何明显的困难，并继续他的爱好——制造汽车和飞机模型。

          由于GK的语言能力相对较好地保留了下来，几乎是那些在晚年丧失了大部分左半球功能的病人中的唯一一个。因此，那些对大脑半球在认知和行为功能方面的贡献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对他进行了研究 (Polster & Rapcsak, 1994;Rapcsak, Beeson， & Rubens, 1991;Rapcsak, Ochipa, Beeson， & Rubens, 1993)。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这些出版物，以了解更多有关他的脑损伤和认知能力的概况。在事件的过程中，GK同意参加催眠的相关研究。为此，他接受了由12个项目组成的斯坦福催眠易感性量表的修改版本，A表 (SHSS-A;Weitzenhoffer & Hilgard, 1959)，然后是12项斯坦福C表 (SHSS-C;Weitzenhoffer & Hilgard, 1962)。作为对他的参与的回报，GK获得了25美元的酬金，并报销了他每次大约75分钟的两场测试的差旅费。

          鉴于GK的右侧偏瘫，SHSS-A的“姿势摇摆”项(#1)被相应的哈佛小组催眠易感性量表，A表(HGSHS-A; Shor & Orne, 1962, 1963)中的“头向前倾”项(#1)所取代。将“手臂固定”项(#4)从右侧移至左侧，将“双手一起移动暗示”项(#7)完全省略。“催眠后的暗示”和“催眠后的遗忘”这两项，则由于GK的身体和语言表达的限制，被证明是难以评估的。尽管如此，GK完全通过了可能的11个项目中的9个，这通常意味着较高的催眠易受性(Register & Kihlstrom, 1986)。与他在SHSS-A中相对较高的分数形成对比的是，GK在要求更高的SHSS-C的调整版本中，在可能的10个项目中只完全通过了4个。如SHSS-A一样, SHSS-C的偏侧性项目(#1，手下放；#5，臂刚度；#8，手臂固定)被适当转移；双手分开(#2)被淘汰。鉴于GK的表达性失语症，“梦境”(第6项)也被删除了，只剩下10项。出于同样的原因，认知测试被加入到常规的催眠后遗忘的回忆测试中 (Kihlstrom & Shor, 1978)。

          表格A和表格C中有五个项目是共用的。GK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通过了其中的两个：相对容易的“手部下降暗示”和较困难的“手臂刚度”。在SHSS-C的“手臂固定”项目，他几乎不算失败，在10秒间隔结束前，他的手举起了3英寸。在SHSS-C的“蚊子幻觉”一项，（对应SHSS-A的“苍蝇幻觉”项），他似乎很生气，但没有做出任何拍打的动作。也许这是由于他的身体条件所限，但不管怎样他都被评分为暗示项目失败。在催眠后记忆缺失测试中，当记忆缺失暗示有效时GK什么也记不起来，但在识别测试中正确地识别了7条暗示，没有误报；于是，他被评分为记忆缺失项目失败。

          有趣的是，GK在SHSS-C中对有认知要求的年龄回归暗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一点可以从他口头报告姓名和年龄(9岁)以及他的笔迹样本中得到证明。他把这一年写成1939年(当时他9岁)，并叫出了老师的名字且做了描述。GK在两次催眠测试中的反应表明，他多少是可以被催眠一些的。虽然他没有通过SHSS-C的多数项目，这通常被认为是可催眠性评估的“黄金标准”(Register & Kihlstrom, 1986)，但他在SHSS-A的项目上分数相对较高，且对更加困难的两个暗示给予了积极回应：SHSS-C的“手臂刚度”和“年龄回归”。

          脑卒中患者的探索性研究

          就催眠本身而言，GK的表现并不能说明与右半球有关的特殊能力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与此同时，无论GK多么特别，他也只是一名受试者。因此，在对GK的研究之后，我们对因中风导致单侧脑损伤的患者进行了初步研究。

          患者

          此次研究的受试者为16名右利手患者，8名男性和8名女性，平均年龄56岁(SD = 16.40)，他们是一所大型的大学医疗中心中风幸存者支持小组的成员，自愿参加对催眠的研究。所有人都签署了一份书面知情同意书，作为人类受试者参与到研究当中，并经由当地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处于慢性中风阶段：从他们的病变开始至少有6个月了。

          其中9例(5名男性，4名女性)因中风影响左脑半球(LH)而受损，7例(3名男性，4名女性)因中风影响右脑半球(RH)而受损。均有单侧卒中的行为表现，包括对侧偏瘫、感觉障碍和/或LH卒中特有的言语功能障碍。没有一名受试者表现出明显的单侧空间忽视或疾病感缺失，也没有一名受试者存在杜绝理解指令的理解障碍。临床获得的神经放射学图像可适用于大多数受试者：他们证实了7/9的 LH损伤患者和4/7的 RH损伤患者存在单侧卒中。Table 1 呈现了两个小组中的病变分布，大多数病变发生在额部、颞部或顶叶部。

          N

          Distribution of Lesions

          7 of 9 Patients with Left-Hemisphere Lesions

          3

          Frontal-Temporal-Parietal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2

          Temporal-Parietal

          1

          Occipital-Temporal

          1

          Posterior Thalamus

          4 of 7 Patients with Right-Hemisphere Lesions

          2

          Frontal-Temporal-Parietal (Cortical and Subcortical)

          1

          Temporal-Parietal

          1

          Occipital

          患者简易精神状态检查平均分数(MMSE;Folstein, Folstein， & McHugh, 1975)为25.75 (SD = 3.97)，表明具备基本完整的认知能力。LH组和RH组在MMSE表现上没有差异(t < 1)。作为对他们参与的回报，患者获得25美元的酬金，外加75分钟的单次测验的差旅费报销。

          方法

          在知情同意后，每位患者接到了Arizona Motor Scale of Hypnotizability (AMSH)给出的个体化用药量表，由16种有代表性的催眠测试暗示的催眠诱导组成。AMSH本身来源于现有的催眠性标准化测试，如SHSS:A和C, HGSHS:A；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关注两种类型的意识运动暗示:直接型和挑战型。这16条测试暗示(包括一条在催眠诱导过程中闭目管理的暗示)中的每一条都根据客观的行为标准进行两分法评分(通过/失败)，得分范围在0到16分之间。基于100个大学生受试者的标准信息，以及AMSH脚本，可以作为互联网资源使用(Kihlstrom, 2011a)。

          AMSH的许多暗示都是偏侧的，针对的是左臂或右臂或手:与GK一样，这些建议经过了修改，以考虑到患者的偏瘫。同以前一样，完全取消了涉及双边移动的三项暗示: 为了比较；这些项目的得分和偶尔缺失的数据是通过基于标准样本的回归估计的。

          结果

          根据建立于发布尺度的标准规范并从中派生出的AMSH首次得分(Table 2)。尽管年龄存在差异，更不用说神经系统的状态，中风患者的平均AMSH得分仅略低于大学生标准组(t < 1)。

          Variable

          Group

          M

          SD

          Comparing Patients and Students

          Total Score

          Patients

          Students

          8.56

          8.25

          3.63

          2.74

          6 Direct Suggestions*

          Patients

          Students

          4.47

          4.06

          1.55

          1.06

          6 Challenge Suggestions

          Patients

          Students

          2.04

          2.19

          1.78

          1.60

          3 Cognitive Suggestions

          Patients

          Students

          1.16

          1.06

          1.00

          0.93

          Comparing Patients with Right- and Left-Hemisphere Damage

          Total Score

          Right

          Left

          8.86

          7.78

          2.41

          3.03

          6 Direct Suggestions*

          Right

          Left

          4.57

          3.67

          0.53

          1.22

          6 Challenge Suggestions

          Right

          Left

          2.14

          2.22

          1.68

          1.64

          3 Cognitive Suggestions

          Right

          Left

          1.14

          1.00

          0.90

          1.00

          * Excludes Eye Closure suggestion administered during induction procedure.

          人们较常见地把催眠暗示分为两大类:“意念动作”暗示，顾名思义，包括身体动作的暗示(例如，受试者的头向前倾);“认知”暗示则侧重于感知和记忆的变化(例如，年龄退化)。当然，这也可能对行为产生影响(Kihlstrom, 2008)。“意念动作”暗示又分为两大类:“直接”类暗示促进了动作活动，比如暗示受试者伸出的手越来越重，要下坠;“挑战”类暗示会抑制动作活动，比如暗示受试者的胳膊是僵硬的，不能弯曲。除了在催眠诱导过程中对闭眼管理的直接暗示，AMSH还包含6条直接暗示、6条挑战暗示和3条认知暗示。在这些子量表测试中中，患者和学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直接暗示t(114) = 1.01, n.s.；挑战和认知暗示t < 1。

          Table 2 还显示，两组脑卒中患者在总量表得分(t < 1)或三种类型项目中的任何一项上均无显著性差异:直接, t(14) = 1.81, p < .10; 挑战t < 1; 认知，t < 1。与偏侧性假设相反，RH病变的受试者得分高于LH病变的受试者;但差异无统计意义(t < 1)。

          与直接暗示相比，挑战暗示要复杂得多，其结构分为三步:首先是一个意念动作效应的暗示。（“你的手臂变僵硬了”)，然后是控制抑制的暗示。（“你不能弯曲它”);最后是抑制作用的测试。“继续，试着弯曲它”)。因此，有条法则，挑战类暗示通常比直接暗示更困难;由于不同的原因，认知暗示也往往比直接暗示更困难。为了考虑到项目难度的差异，AMSH项目通过调整通过的标准进行了重新打分，从而使直接暗示更困难些，而挑战和认知暗示更容易些(详细信息请参阅网上发布的标准研究)。

          这种替代评分的结果如Table 3所示。患者的得分再次略低于学生，但总体差异无统计意义: t(114) = 1.19, n.s.)。然而有趣的是，六个直接暗示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14) = 3.53;挑战和认知暗示对应的差异不显著(ts均< 1)。

          Variable

          Lesion

          M

          SD

          Comparing Patients and Students

          Total Score

          Patients

          Students

          7.59

          6.31

          4.13

          3.03

          6 Direct Suggestions *

          Patients

          Students

          2.96

          1.25

          1.91

          0.68

          6 Challenge Suggestions

          Patients

          Students

          2.75

          2.88

          1.91

          1.63

          3 Cognitive Suggestions

          Patients

          Students

          1.32

          1.50

          1.00

          0.96

          Comparing Patients with Right- and Left-Hemisphere Damage

          Total Score

          Right

          Left

          7.14

          5.67

          2.34

          3.46

          6 Direct Suggestions *

          Right

          Left

          1.57

          1.00

          0.53

          0.71

          6 Challenge Suggestions

          Right

          Left

          3.29

          2.56

          1.50

          1.74

          3 Cognitive Suggestions

          Right

          Left

          1.57

          1.44

          0.98

          1.01

          * Excludes Eye Closure suggestion administered during induction procedure.

          在患者组中，与LH组相比，RH组受试者的直接暗示评分有升高的趋势(t(14) = 1.78, p < .10); 在总分、以及挑战和认知暗示的差异则无统计意义(均t < 1)。

          讨论

          基于早期研究的催眠的右半球假说，似乎揭示了两个大脑半球能力的巨大差异。现在我们对两个半球之间的功能差异有了更细致的认识(Efron, 1990)，我们也欣赏到左半球在解释催眠师对被催眠者的口头暗示时所扮演的典型角色(Jasiukaitis, Nouriani， & Spiegel, 1996)。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即两个大脑半球在催眠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在Sperry(1968)双意识观点的一个变体中，Gazzaniga (1985,1988)提出，意识与通常和左半球功能相关的语言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可能是右半球无意识地对催眠暗示产生反应，然后才由左半球有意识地表现和诠释。

          不管右半球假说的来源如何，目前的研究很少或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例如，中风造成的右半球损伤并不影响催眠反应。即便病人GK的表现表明右半球自身可以支持某种程度的全部催眠响应能力(前提是它拥有必要的语言能力), 却没有证据表明左半球的相对缺乏“反抑制”右脑功能, 使他较正常更具催眠性。如果有的话，单侧卒中患者的右半球损伤可能增加了催眠的响应能力。

          眠的响

          虽然我们的样本确实很小，但未能发现右半球和左半球病变患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不是低功率的人为结果。然而，考虑到他们在MMSE上的分数，病人的中风可能还没有严重到足以显著改变他们的催眠易受性。

          以显著改变他们的催眠易受性。

          尽管右半球假说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有可能大脑半球的特化并不是催眠神经学研究的正确框架。事实上，用于组织神经心理学研究的框架，背腹二分法比左/右二分法更好的争论一直存在，由期望和处理动作驱动的背侧系统，以及由分类和处理感知驱动的腹侧系统(Borst, Thompson, & Kosslyn, 2011)。另外，前后二分法可能更好地描述了执行功能的改变似乎是催眠的“游离”现象的基础：无意识运动、镇痛、记忆缺失等。可能前额叶皮层在催眠中起着特殊的作用(Farvolden & Woody, 2004; Halligan, Athwal, Oakley, & Frackowiak, 2000; Oakley & Halligan, 2009; Woody & McConkey, 2003)。在我们的脑卒中患者样本中，局限于额叶皮层的病变明显缺失。

          脑成像，无论是通过fMRI或其他技术，似乎是解决催眠的神经相关问题的最受欢迎的方法(Oakley, 2008)。同时，对脑损伤患者进行催眠研究的机会也不容忽视。从历史上看，认知神经科学是通过将完整受试者的神经影像研究与脑损伤患者的神经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取得进展的。目前的小型研究表明，脑损伤的个体有可能进行催眠测试，而且他们对催眠术的反应可以在不过度损害标准化程序的情况下进行评估，而标准化程序在历史上是把催眠术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实例验证基础上的。未来对脑卒中患者的研究将使用更大的样本来探索背/腹、前/后二分法，以及它们与侧性病变的潜在相互作用，这可能有助于识别催眠的神经基质。